赋程氏竹雨山房二首 其二

　　稼轩词多是感时抚事之作，并且词情豪放。即或是送别词，也多是慷慨悲吟，此词即是如此。这首词是公元1172年（宋孝宗乾道八年）作者在滁州任上，为送他的同事范倅赴临安而作。范倅，名昂。这次范昂被召回临安，作者对他寄与了殷切的期望，希望他能受到皇帝的重用，并热情地鼓励他到前方去筹划军事，充分发挥他的才能。作者借送别的机会，倾吐自己满腹的忧国深情，在激励友人奋进之时，又宣泄了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，慷慨悲凉之情，磊落不平之气，层见叠出。

　　上阕头三句“老来情味减，对别酒，怯流年。”陡然而起，直抒胸臆，以高屋建瓴之势笼罩全篇。苏轼有“对尊前，惜流年”的词句（《江神子·冬景》），此处便化用了但感觉更深沉悲慨。词人意有所郁结，面对别酒随事触发。本意虽含而未露，探其幽眇，“老来”两字神貌可鉴。词人作此词时正值壮年，何以老迈自居，心情萧索至此呢？词人存其弱冠之年“突骑渡江”，率众南归后，正拟做一番扭转乾坤的事业，不料竟沉沦下僚，辗转宦海。公元1172年（乾道八年）他出任滁州知州，乃是大材小用，况且朝廷苟安，北伐无期，旌旗未展头先白，怎能不“对别酒，怯流年呢？”“况屈指中秋，怯分好月，不照人圆。”作者身处政治逆境中，对于寒暑易节，素魄盈亏，特别敏感，双眼看友人高蹈离去，惜别而外，另有衷曲，于是浮想联翩，情思奔涌。“无情水都不管，共西风、只管送归船。”“都不管”和“只管”道尽“水”与“西风”的无情，一语双关。既设想了友人别后归途的情景，又暗喻范氏离任乃朝中局势所致。以西风喻恶势力，在辛词中不乏其例。如“吴楚地，东南坼。英雄事，曹刘敌。被西风吹尽，了无尘迹。”（《满江红》）归船何处去？联想更深一层。“秋晚莼鲈江上，夜深儿女灯前。”笔锋陡转，变刚为柔，一种浑厚超脱的意境悠然展现出来，前句用张翰的故事，后句用黄庭坚的诗意，使人读之翕然而有“归欤”之念。此二句当是悬想范倅离任后入朝前返家的天伦之乐。

　　下阕，转到送别主旨上。“征衫，便好去朝天，玉殿正思贤。”由上阕末句初跌而出，格调转亢，与上面“归欤”之境构成迥然不同的画面。词人有意用积极精神，昂扬语调，为友人入朝壮色。头二句言友人入朝前勤劳忠奋，三句言朝廷求贤若渴。“想夜半承明，留教视草，却遣筹边”，好一派君臣相得，振邦兴国的景象！夜里在承明庐修改诏书，又奉命去筹划边事，极言恩遇之深。承明，庐名，是汉代朝官值宿（犹后代的值班）之地，词里借指宫廷。这几句寄托了词人的理想，表明愿为光复中原竭股肱之力、效忠贞之节，大有“但用东山谢安石，为君谈笑静胡沙”（李白《永王东巡歌》）的气概。下面再一转折，将滔滔思潮訇然闸住。“长安故人问我，道愁肠殢酒只依然”，变奋激昂扬为纡徐低沉。倘若友人去了京城，遇到老朋友，可以告诉他们，自己仍然是借酒销愁，为酒所困。长安，这里代指南宋都城临安。“愁肠殢酒”乃化用唐未韩偓《有忆》诗“肠殢？酒人千里”句，殢是困扰之意。话语外表露出自己报国无门的无限悲愤。

　　前面几经翻跌，蓄意蓄势，至结尾，突然振拔：“目断秋霄落雁，醉来时响空弦”。词人醉中张弓满月，空弦虚射，却惊落了秋雁，真乃奇思妙想。“目断”两字极有神韵，其实是翻用《战国策》“虚弓落病雁”的典故，可是不着痕迹。一个壮怀激烈、无用武之地的英雄形象通过这两句显现出来，他的情怀只能在酒醉后发泄出来。正如清陈廷焯说：“稼轩有吞吐八荒之慨而机会不来，……故词极豪雄而意极悲郁。”（《白雨斋词话》）

　　这首词在艺术手法上的高明之处在于联想与造境上。丰富的联想与跌宕起伏的笔法相结合，使跳跃性的结构显得整齐严密。全词的感情由联想展开。“老来情味减”一句实写，以下笔笔虚写，以虚衬实。由“别酒”想到“西风”，“归船”；由“西风”、“归船”想到“江上”，灯前下边转到朝廷思贤，再转到托愁肠殢酒，最后落到醉中发泄。由此及彼，由近及远；由反而正，感情亦如江上的波涛大起大落，通篇蕴含着开阖顿挫、腾挪跌宕的气势，与词人沉郁雄放的风格相一致。

参考资料：

五月十一日，夜且半，梦从大驾亲征，尽复汉、唐故地。见城邑人物繁丽，云：西凉府也。喜甚，马上作长句，未终篇而觉，乃足成之。

天宝胡兵陷两京，北庭安西无汉营。
五百年间置不问，圣主下诏初亲征。
熊罴百万从銮驾，故地不劳传檄下。
筑城绝塞进新图，排仗行宫宣大赦。
冈峦极目汉山川，文书初用淳熙年。
驾前六军错锦锈，秋风鼓角声满天。
苜蓿峰前尽亭障，平安火在交河上。
凉州女儿满高楼，梳头已学京都样。

　　陆游诗中惯用梦境来表达难以实现的救国理想。显然，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诗歌技法问题。梦境中君主可以亲征，现实中的当朝者却一味苟安，不思进取，无意恢复沦丧的大片国土。梦境中国家一统、社会和平，现实中却是广大沦陷区人民含泪忍死，愤恨不已。也许是现实太残酷，诗人只有以曲折隐幽之笔，借梦境来满足内心的那份渴望，正所谓“奇想结梦寐，快意泻肺腑” （清贾臻《读放翁诗》）。诗人随时随地想着报效国家，时刻都有一洗家国耻辱的雄心壮志。他看到一线希望，就会勃发出满腔热情；从他的作品中，读者可以深切体会到那份激情。诗人抓住典型场景进行刻画，大处落墨，小处著笔，在壮阔之美的同时又给人以细腻清新之感。这首诗是陆游诸多写梦境的诗中写得最为真切具体的一首。诗的结尾用细微的笔触描写生活中细节的变化，以此来反映政治态势的改变，堪称绝妙之笔，颇得后世称赏，同时也体现出作者体验、观察生活之细致。全诗音韵有高华跌宕之致，有圆转流畅之美，与诗人深沉的思想情感、自由的想像融为一体。这首诗艺术形式精致，内容感人至深，其艺术特点可以概括为“豪荡丰腴” （元方回《读张功父南湖集》）。

　　总的来看，这首记梦诗，通过“梦随大驾亲征”的一系列场景的描写，来抒发自己立功边塞“尽复汉唐故地”的爱国情怀，表现了诗人的满腔热望；另一方画，作者把这一现实理想的实现置于梦中，这也暗示了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理想的苦衷，其间含有讽谏之意。全诗在概括抒情的气氛之中，铺排挥洒，线索清晰，通贯着一种豪迈乐观的气势。此外，作为一首七言古诗，全诗十六句，四句一组，每组一转韵，并且平仄相间，使全诗显得抑扬顿挫，生动感人。

参考资料：

　　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，夫岂然哉？盖世所传诗者，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。凡士之蕴其所有，而不得施于世者，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，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，往往探其奇怪，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，其兴于怨刺，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，而写人情之难言。盖愈穷则愈工。然则非诗之能穷人，殆穷者而后工也。

　　予友梅圣俞，少以荫补为吏，累举进士，辄抑于有司，困于州县，凡十余年。年今五十，犹从辟书，为人之佐，郁其所蓄，不得奋见于事业。其家宛陵，幼习于诗，自为童子，出语已惊其长老。既长，学乎六经仁义之说，其为文章，简古纯粹，不求苟说于世。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。然时无贤愚，语诗者必求之圣俞；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，乐于诗而发之，故其平生所作，于诗尤多。世既知之矣，而未有荐于上者。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：“二百年无此作矣！”虽知之深，亦不果荐也。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，作为雅、颂，以歌咏大宋之功德，荐之清庙，而追商、周、鲁颂之作者，岂不伟欤！奈何使其老不得志，而为穷者之诗，乃徒发于虫鱼物类，羁愁感叹之言。世徒喜其工，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！可不惜哉！

　　圣俞诗既多，不自收拾。其妻之兄子谢景初，惧其多而易失也，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，次为十卷。予尝嗜圣俞诗，而患不能尽得之，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，辄序而藏之。

　　其后十五年，圣俞以疾卒于京师，余既哭而铭之，因索于其家，得其遗稿千余篇，并旧所藏，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，为一十五卷。呜呼！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，故不复云。

　　庐陵欧阳修序。

　　欧阳修这篇序文之所以历来受人推重，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提出了“穷而后工”的创作思想。吴楚材等在《古文观止》中说：“‘穷而后工’四字，是欧公独创之言，实为千古不易之论。”欧阳修的“穷而后工”说，与司马迁的“发愤而作”说和韩愈的“不平则鸣”说，一脉相承，共同发挥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创作本原论。

　　“发愤而作”之语，源于司马迁的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，他认为《周易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离骚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孙子兵法》、《吕览》、《诗经》等，“大抵贤圣发愤而所为作也”，这是对《屈原·抽思》中“发愤以抒情”的继承和发展。李贽在《忠义水浒传序》中，对这一思想阐发得较简明：“古之圣贤，不愤则不作矣。不愤而作，譬如不寒而颤，不病而呻吟也，虽作何观乎！《水浒传》者，发愤之所作也。”蒲松龄也称自己的作品《聊斋志异》为“孤愤之书”。由此可见，“发愤而作”是中国文论的一个传统思想。

　　“不平则鸣”之说，语出韩愈《送孟东野序》：“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，……人之言也亦然，有不得已者而后言，其歌也有思，其哭也有怀。”韩愈的这一“不得其平则鸣”，是对司马迁“发愤之所为作”的进一步发挥，对后世影响颇大。贺贻孙在《水田居遗书》文集卷三《诗余自序》中说：“风雅诸什，自今诵之以为和平，若在作者之旨，其初皆不平也！若使平焉，美刺讽诫何由生，而兴、观、群、怨何由起哉？”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亦云：“古诗云：‘谁能思不歌，谁能饥不食？’诗词者，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。故‘欢愉之辞难工，愁苦之言易巧’。”由此可见，“不平则鸣”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重要思想。

　　欧阳修的《梅圣俞诗集序》第一段，主要从三个层面阐发了“穷而后工”的创作思想：一是认为“世所传诗者，多出于古穷人之辞”。这里的“穷”，指的是仕途坎坷、人生困厄。坎坷出诗人，困厄出诗人，从概率上看确实如此。二是强调“内有优思感愤之郁积”方能发而为诗。因为“穷”，才能感受真切、思悟深沉、感情激烈，这是文学创作必备的动力和源泉。三是肯定“愈穷则愈工”。工者，好也，美也。这让人想起了孟子的话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”，“困于心，衡于虑，而后作”。将以上三个层面联系起来看，那就是“穷”则“郁积”深厚、“优愤”强烈，故发而多能成为“愈工”的好诗。这是符合认识论、实践论、创作论的基本原理的。

　　从侧重点上看，“发愤而作”说强调创作需有一种强烈的激情，“不平则鸣”说强调这激情来之于心中的不平之气，而“穷而后工”说则强调这激情、这不平是源之于人生的穷困郁积。其实这三说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，它们相互补充，相互发挥，共同建构了一个关于文学创作本源论的系统学说。文学创作，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是什么？这三说都是聚焦于创作主体的内在积累和情感。胸中有，笔下才能有，这是必然。但这三者也没有排斥客观现实的本源意义：“愤”何以生？“不平”从何而来？特别是欧阳修强调“穷”，就把“愤”、“不平”与社会人生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了。所以说，以“发愤而作”、“不平则鸣”、“穷而后工”三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学创作本源论，是一个既抓住要领、又相当全面的学说，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发扬。

　　上片感慨人生，本如浮萍在水，为飘泊而“多病多愁”，一开始便是错误。词一开头，就点明离别，并交织着对往事的回忆：“分携如昨”。“分携”犹言分手，写出了临别依依、难舍难分的感情。说是“如昨”——像昨天那样，那是因为苏轼出判杭州时，杨绘任御史中丞，二人曾在汴京相别。回忆旧日分离，则是为了强化当前别情，所以很自然地引发了人生感慨：“人生到处萍飘泊”，不过这与作者早年写下的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？应似飞鸿踏雪泥”（《和子由渑池怀旧》诗）那种泛咏人生不同，主要是就宦游踪迹不定而发的。接着便推出当前送别之事：“偶然相聚还离索”。按杨绘予本年八月才到杭州知州任，九月即被朝廷召还，所以说是“偶然相聚”。故人相聚匆匆，更使别情难堪。“离索”虽然是指当前的离别，却蕴蓄着一种深沉的感情，也与开头的“分携”相照应。紧接着，词人又与自己的身世联系起来，抒写了更深一层的感慨：“多病多愁，须信从来错。”苏轼在熙宁六年、七年诗作中屡屡言“病”，可见当时健康情况不佳确是事实，但这里说“多病多愁”，毋宁说是道出了一种不得志的情绪，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以及在地方官任上沉沦多年，无疑都是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。至于断言“须信从来错”这里“须信从来错”是词人以夸大的过激的言辞来表现一种牢骚的情绪。由于杨绘是在党争中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所以词人能敞开心扉，放言无忌。

　　下片劝慰友人，天涯沦落人，不妨放怀一笑。换头两句写别筵情景：“尊前一笑休辞却，天涯同是伤沦落”，词人故作达观，劝友人尊前对饮，并用天涯沦落的共同遭遇来打动对方。当然，说“天涯”“沦落”这样失意、丧气的话，并非果真如当年自居易那样遭到贬谪的不幸，而只是夸大其辞地写仕途飘荡的身世之感，反映了一种厌倦的情绪。对仕途的厌倦与对故乡的怀念往往纠缠在一起，篇末三句折到抒发归隐故乡的意愿，是合乎心理逻辑的：“故乡犹负平生约。西望峨嵋，长羡归飞鹤。”从当年兄弟相约早退到写此词时，已经过去了十四个年头，“犹”、“长”二字便写出了一种长久的期待与内心的渴望。词人把“峨嵋”作为故乡及其美景的代表，从反面运用了“化鹤归辽”的神话故事，以“西望峨嵋、长羡归飞鹤”的艺术形象，表达了归隐的素愿以及对故乡的深情。不过，下片所写并非当时思想的全部，也不能因此引出词人向往恬退的结论。

　　这首赠别词在思想内容方面具有以下两个明显的特点：一是强化了身世感慨，二是牵动了故乡情结。全词所表现的是客中送客的黯然情怀，但取境阔大。声调嘹亮，故情虽抑郁而不萎靡，构成独特之情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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